第6章 制度与人性

    高官厚禄，严刑峻法，

    说一不二并且令行禁止，

    这就是韩非的“法治三原则”。

    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

    高压之下必有良民，

    则是他的基本观念。

    人是靠不住的

    韩非是被同学害死的。

    他的同学叫李斯。

    李斯和韩非都是荀子的学生，正如庞涓和孙膑都拜在鬼谷先生门下。而且，就像后来李斯嫉妒韩非，庞涓也嫉妒孙膑。其结果，是庞涓设计陷害这位同学，让他受了膑刑（砍断双脚），从此失去本名，叫作孙膑。

    大难不死的孙膑秘密地逃到了齐国，成为齐将田忌的幕僚。公元前341年，孙膑用计大败魏将庞涓于马陵，魏太子被俘，庞涓自尽。商鞅见魏国遭此重创，也趁火打劫，在第二年大败魏公子卬，逼得魏国迁都大梁。[1]

    这时的魏君，便正是梁惠王。梁惠王一败于孙膑，二败于商鞅。孟子跟他讲仁义，他当然听不进去。

    韩非却比孙膑惨。

    与孙膑不同，韩非出身韩国王族。可惜当时的韩国已奄奄一息。他的主张，韩王不能用。他的著作，秦王嬴政读了后却爱不释手。于是嬴政发兵猛攻韩国，非得一见韩非不可。韩王恐惧，赶紧派韩非使秦。

    李斯就紧张了。

    这时的李斯，已是嬴政的客卿。他知道自己的才干比不上韩非，便对嬴政说：此人是韩国公子，会死心塌地帮助秦国吗？弄不好是韩国的卧底吧？

    嬴政跋扈惯了，不假思索便将韩非下狱。

    其实嬴政并无杀意，李斯却心狠手辣。他立即派人给韩非送去了毒药。韩非想对秦王解释，也不得批准，只能饮药而死，终年四十七岁。

    对此，司马迁很是感慨。司马迁说，韩非怎么就不能自救呢？他可是写过《说难》（说读如税）的呀！[2]

    的确，韩非应该知道人不可靠。

    比如弥子瑕和卫灵公。

    弥子瑕是卫灵公的男宠。两人好的时候，曾经分吃同一只桃子，当时那昏君还说：弥子瑕爱我，好东西自己舍不得吃。等到弥子瑕年老色衰，卫灵公的说法却是：弥子瑕简直混蛋，把吃剩下的给寡人。

    人，怎么靠得住？

    还有一个故事，也是《说难》中讲的。

    这故事说，有一次郑武公问群臣：寡人要用兵，哪个邦国可以讨伐？某大夫说：胡国。郑武公勃然大怒：胡说！胡国是兄弟，你说可以讨伐，什么意思？

    于是，郑武公把那大夫杀了。

    胡国很高兴，觉得郑武公够哥们。谁知道胡国刚一放松警惕，郑武公就动手了，而且一举拿下。原来他的愤怒和杀人，都是烟幕弹。[3]

    这就是所谓兄弟。

    看来，同学是靠不住的，兄弟是靠不住的，君臣也是靠不住的，哪怕那君臣是情人。

    那么夫妻呢？

    也靠不住。韩非说，卫国有一对夫妻做祷告。老婆对神说，但愿我们平安无事，有一百布币。老公说，你这人也真是老实，怎么才要这么一点？老婆说，一百布币就够我们花的了。钱赚得多，你还不拿去讨小老婆？[4]

    夫妻靠不住，父母呢？

    同样靠不住。韩非说，老百姓生了男孩就庆贺，生了女孩就弄死，因为男孩是劳动力，女孩是赔钱货。父母对子女，岂非也是“计算之心以相待”？[5]

    所以韩非说，千万别相信人。

    韩非甚至还说：人主之患，在于信人。尤其是那些“万乘之主，千乘之君”，绝不可以相信自己的王后和太子，因为他们都是盼望你早点死掉的。

    是这样吗？

    是。道理很简单：男人“五十而好色未解”，女人“三十而美色衰矣”。所以王后过了三十，就会失宠。母后失宠，则太子难保。储君之位，很可能归于新宠。

    显然，只有君王驾崩，母为太后，子为新君，才能高枕无忧。如果老天爷不长眼，就只好自己动手。王后和太子近在君侧，要做点手脚，是很便当的。

    于是韩非感叹说——

    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，则其余无可信者矣！[6]

    好一个韩非！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妻，这些儒家最为看重的人际关系，在他的眼里和笔下，都变成了赤裸裸、血淋淋的利害和算计，没有半点美丽和温馨。温情脉脉的面纱被无情地撕开了，露出来的，是尔虞我诈，是巧取豪夺，是刀光剑影，是你死我活。

    这可真是直面惨淡的人生！

    历史上，似乎没人这样直白地说出了人性的恶，还说得那么不动声色，那么理所当然，丝毫都不顾及听到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心理反应。

    这是一种来自真实的冷峻。

    真实是最有力量的。于是，在韩非这份沉甸甸的冷峻面前，孔子的厚道，墨子的执着，庄子的浪漫，都一下子失去了分量。事实上，在读过《韩非子》以后，你不觉得克己复礼有点迂腐吗？不觉得兼爱天下有点矫情吗？不觉得自在逍遥有点轻飘飘吗？

    也许，只有老子那句话还有点意思：

    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[7]

    刍狗的哲学，该是什么？

    人性的善恶，何以知之？

    孟子：人性向善

    人性问题，是告子提出来的。[8]

    告子的态度很明朗，观点也很鲜明：一、人性是存在的，也是天生的，它就是人的天性；二、人的天性就是饮食男女，即自然属性，叫“食、色，性也”；三、作为自然属性或人的天性，人性无善恶。[9]

    对此，孟子不能同意。

    于是，辩论在告子和孟子之间展开。

    告子说：天生的就叫作性。

    孟子反问：天生就叫性，好比白就叫白，是吗？

    告子说：正是。

    孟子又问：因此，白羽的白就是白雪的白，白雪的白就是白玉的白，是吗？

    告子又说：正是。

    孟子再问：那么，狗性就是牛性，牛性就是人性吗？

    告子怎么回答？

    不知道。

    从《墨子》开始，诸子讲述的辩论案，都是以对方无话可说告终。像《论语》那样如实记录的，罕见。

    不过，孟子的意思却很清楚。

    第一，不要抽象地谈性质。抽象地谈，羽毛、雪花和玉石，没有区别，都是白的。由此及彼，则白羽、白雪、白玉，跟白马、白羊、白狗，也没什么区别，也都是白的。那么请问，这样的性质，有意义吗？

    第二，也不要谈什么“人的天性”。论天性，人与动物根本就没有区别。比如吃东西和生孩子，动物也会，也想，也能做，还不差。如果把这看作“人性”，岂非“犬之性犹牛之性，牛之性犹人之性”？

    所以，要么别谈人之性，要谈就谈社会性。

    那么，人的社会性，有善恶吗？

    孟子认为有，告子认为没有。

    告子说，天生的人性就像水，东边开了口子就往东流，西边开了口子就往西流，哪有什么善恶之分？

    听起来，这很有道理。

    于是孟子接过了话头。

    孟子说，没错，水的流动，确实无所谓是向东还是向西。但，难道也不分上下？要分的吧！水尚且要分上下，人难道就不分善恶？也要分吧！

    怎么分？

    水性向下，人性向善。

    这同样听起来很有道理。的确，所有的水，都是往低处流的。因此，所有的人，也就都要往高处走。水，有往高处流的吗？没有。那么，人也没有不向善的。

    呵呵，有问题吗？

    有。

    先请问：照此说来，人性本善吗？

    不，向善。正如水性，就并不是“本下”，而是“向下”。人性亦然。水的特性，是趋向于低处；人的特性，是趋向于善良。这就叫“人性之善也，犹水之就下也”。

    人性向善，才是孟子的观点。本善不是。

    那么，所有人都向善吗？

    是。这就叫“人无有不善，水无有不下”。

    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还会有人作恶？

    环境和条件使然。这就好比水，如果把它堵起来，也会上山。但，你能说这就是水的本性吗？

    当然不能，只能叫“其势则然也”。

    同样，人性向善，只是一种可能性，并不等于一定就善。你创造和提供善的环境和条件，他就善。反之，则可能恶。也就是说，性善，只是“可以为善”。

    这就要问：为什么可以为善？

    因为人性当中，原本就存在着善的可能性，这就是同情心、羞耻心、恭敬心和是非心。这四样东西，是每个人都有的。孟子说——

    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恶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

    孟子认为，这就是共同人性。由此产生的，是共同价值，即仁义礼智。其中，恻隐之心就是仁，羞恶之心就是义，恭敬之心就是礼，是非之心就是智。

    所以，仁义礼智，并不是外部世界强加的，而是每个人都固有的，只不过大家没怎么注意而已。其实，只要认真想想，努力追求，则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。[10]

    相反，舍弃向善可能性的，就成为恶人，这就叫“求则得之，舍则失之”。[11]

    这就是世人有善有恶的原因。

    仁义道德的人性依据，也就在这里。

    这当然是对儒学的重大贡献，也是对中华文明的重大贡献，因为把核心价值观提出来了。

    现在，还有问题吗？

    有。

    我们要问：按照孟子的说法，人类不是没有什么天性吗？人的社会性，不是并非天生吗？那么，他为什么无须教育，就会有恻隐、羞恶、恭敬、是非之心？这些人性中向善的可能性，怎么就“我固有之”而“非由外铄”？

    这，岂非漏洞？

    当然是。如果不堵住，儒家还是站不住脚。

    那么，谁来填补漏洞？

    荀子。

    荀子：善能胜恶

    荀子的主张，是把人性分成两半。

    哪两半？

    一半叫性，一半叫伪。

    什么叫性？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。[12]

    什么叫伪？可学而能，可事而成，谓之伪。[13]

    也就是说，天生如此的就叫性，事在人为的就叫伪。

    很清楚，性，就是人的自然属性；伪，就是人的社会属性。性和伪加起来，才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人性。这在荀子那里，就叫“性伪之分”。

    这样区分，有什么意义？

    解决善恶问题。

    怎样解决？

    恶来自性，善来自伪；性是恶的，伪是善的。

    性则恶，伪则善，这确实高明。

    于是我们终于知道，儒家主张的仁义道德，包括孟子主张的向善之心，是从哪里来的了。按照荀子的说法，是教育出来，熏陶出来，改造出来的。所以，善，是社会性。教育、熏陶、改造之前的性，是恶的。

    这就是荀子的“性恶论”。

    也就是说，荀子主张性恶，不是说人性恶，更不是说人性本恶，而是说人的自然属性恶。至于社会属性，则仍是善，也必须是善，只能是善。

    所以，孟子的人性论，是“人性向善”，不是“人性本善”。荀子的人性论，也是“人性有恶”，而不是“人性本恶”。本恶，是韩非的主张，不是荀子的。

    本恶与有恶，有什么区别？

    不把人性看作本恶，就还有希望。因为人性之中除了性，还有伪。性战胜了伪，就是恶人；伪战胜了性，就是好人。一个人是善是恶，就看你选择的是性，还是伪。

    那么，伪能战胜性吗？

    能。因为性属于自然，伪属于人类。人定胜天，就包括战胜恶的天性和天性的恶。

    这，就叫“化性而起伪”。

    化性起伪，是什么意思？

    化，就是改造。起，就是兴起。化性，就是改造天性（自然属性）。起伪，就是兴起善心（社会属性）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以人的社会性去改造人的动物性和自然性。这跟荀子的世界观是完全一致的，他的天论和人论也高度统一。

    荀子的乐观，并非没有道理。

    所以，荀子主张人类自为，君子自强。他也得出了与孟子异曲同工的结论，叫“涂之人可以为禹”。也就是说，任何一个普通人，只要“化性而起伪”，就能成为高尚的人，纯粹的人，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。

    这跟孟子，岂非殊途同归？

    事实上，孟子和荀子都同意人性是道德的基础，都认为人的社会性是善，也都承认人类社会有善和恶两种可能。不同之处仅仅在于：孟子更看重善的倾向，并把它看作水，主张积极引导；荀子更注意恶的可能，并把它看作火，主张严加防范。结果是什么呢？是孟子侧重讲仁义，荀子侧重讲礼乐，他们从不同的方向继承了孔子。

    然而分歧也正在于此。

    按照孟子的观点和逻辑，一个人的内心世界，虽然没有天生的善，却是趋向于善的，只要引导和养护就好。因此，思想教育是管用的，以德治国也是可行的。

    所以，孟子往往被看作儒家正宗。

    他不厌其烦地讲爱心，讲仁政，讲王道，办国王培训班，希望通过正君王而正天下，原因也在这里。

    荀子却不认为事情有这么简单。在他那里，人性中的恶是先天的、与生俱来的。这就不能靠引导，只能靠防范，靠改造，靠镇压，简直就是一场战斗。

    这是只有圣人才能完成的任务。

    荀子就是这么说的。他告诉我们，圣人知道人的天性是恶的，这才设立君权来进行统治，明确礼义来进行教化，制定法度来进行治理，加重刑罚来禁止犯罪，以求普天之下都“出于治，合于善”。君权、礼义、法度、刑罚，就是化性起伪的手段，天下大治的途径。

    在这里，我们分明看见了法家的影子，专制集权的主张更是呼之欲出。因此，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的学生竟是法家的集大成者，也不意外。

    众所周知，这位学生就是韩非。

    韩非：人性本恶

    韩非只不过比荀子多走了一步。

    前面说过，孔子是不谈人性的。也许他知道，那里面有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。孟子被动谈人性，却有保留地说善不说恶，结果留下一个漏洞。荀子为了填补漏洞，不得不把人性一分为二，分成了先天的性和后天的伪，前者恶，后者善。这一步非常关键。因为无论荀子如何坚守最后的防线和底线，都在实际上承认了人性中有恶。

    这是一个临界点。

    此时，只要有人再走一步，就会质变。

    结果，韩非还真的这样做了。而且，他只是讲了几个故事，儒家伦理就全线崩溃，满盘皆输。

    那就来看韩非的故事。

    韩非说，军事家吴起，据说是爱兵如子的。他作为魏国将军攻打中山国时，有一个士兵身上长了毒疮。吴起就跪下来，亲自为这个士兵吮吸毒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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