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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章 是非功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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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的建议,下诏表示要调整对外政策,转移工作重心,史称“轮台罪己”。[16]

    实际上这份诏书是不能叫做“罪己诏”的(详见本书后记),所谓“深陈既往之悔”也只是史家的说法。汉武帝对自己的路线和政策,并没有根本性的检讨和反省,更不会彻底否定和全面推翻。相反,两年后他指定的顾命大臣,则不但有霍光、上官桀和金日,还有桑弘羊。

    桑弘羊是汉武帝经济政策的制定者,也是汉武帝政治路线的代表人。屯兵轮台的建议,就是他提出来的。尽管这个建议被否决,却不等于过去的方针都被否定。只不过,汉武帝的外交政策、军事政策和经济政策,都将面临挑战,桑弘羊则必须充当辩护人。

    那么,桑弘羊又怎么样了?

    政变与政改

    桑弘羊是被杀掉的。

    这当然是政治斗争的结果。元凤元年(前80),上官桀、桑弘羊和盖长公主密谋发动宫廷政变,杀霍光,废昭帝,另立燕王刘旦为天子。消息泄露,反叛集团被一网打尽,燕王、盖长公主自杀,上官桀、桑弘羊伏诛。[17]

    其实开始时,上官桀等人本不想把事情闹大,只是要干掉霍光。因此,他们伪造了燕王的奏章,告发霍光调兵遣将,在京师戒严,意欲谋反。

    这当然能置霍光于死地,但奏章什么时候交出去却成了问题。依照当时的制度,大臣上书要写正副两份。尚书先看副本,然后决定是否上奏。霍光可是“领尚书事”的。如果他把奏章扣下来,那就前功尽弃。

    上官桀的办法是打时间差,在霍光休例假时上奏。他们的想法是,只要汉昭帝说句话,就立即动手。这并非没有可能。毕竟,这时的昭帝只有十四岁。

    然而昭帝却一言不发。

    第二天,霍光上朝,走到画室就停住了。

    汉昭帝问:大将军在哪里?

    上官桀答:因为燕王告发他,所以不敢进来。

    汉昭帝说:请大将军入。

    于是霍光入内,摘下帽子顿首谢罪。

    汉昭帝说:请戴上帽子。这封信是假的,将军无罪。

    霍光问:陛下怎么知道?

    汉昭帝说:将军前往广明(地名),不过例行公事,怎么是调兵遣将?就算调兵遣将,燕王怎么知道?何况将军真要谋反,也用不着那些校尉。

    尚书们听昭帝这样分析,都大吃一惊。上官桀无法利用皇帝,只好铤而走险。[18]

    此案其实可疑。十四岁孩子就能识破的花招,能算是阴谋诡计吗?以桑弘羊之多智,又岂能赞同?如果这样的计谋都能得逞,那运气也太好了。

    但不管怎么说,桑弘羊总归是卷了进去。那么,他又为什么要跟上官桀结成团伙反对霍光呢?

    除了利益之争,还有路线斗争。

    斗争在政变前一年就白热化。当时,霍光为了实行新政,利用职权从全国各地找来了六十多个儒家之徒(贤良文学),跟御史大夫桑弘羊讨论经济政策,公开辩论盐铁酒类应该国营还是民营,史称“盐铁会议”。

    记录盐铁会议的著作,是《盐铁论》。

    会议的记录十分有趣。

    顾名思义,盐铁会议讨论的原本是经济问题。就算要抓根本,也该辩论国进民退是否合适,垄断经营是否必需,经济命脉如何掌握,等等。可惜儒家是不懂经济的,所以双方的发言简直是鸡同鸭讲。

    比如桑弘羊说,进行经济体制改革,是因为讨伐匈奴和保卫边疆都要用钱。既然国库不足,就得生财有道,总不能让前方将士饥寒交迫吧?

    这时的正确回答就该是:换种政策照样有钱。

    然而儒生们的回答却是:人间正道,贵道德而贱用兵。匈奴野蛮,就该加紧建设我们的精神文明,用文明去感化和教化他们,怎么能长途跋涉去讨伐呢?

    意思很清楚:那仗根本就不该打。

    这是什么话!仗该不该打,是经济工作会议讨论的问题吗?那是军事会议讨论的。

    儒生们的回答,岂非文不对题?

    何况树欲静而风不止。你不打匈奴,匈奴要打你。不出征,也不应战吗?如果仗要打,钱要花,又要取消盐铁酒类专卖专营和平准、均输,请问钱从哪里来?

    儒生当然不会回答,因为他们根本就回答不了。

    回答不了,就只能唱高调。儒生们说:会取胜的不打仗(善克者不战),会打仗的不带兵(善战者不师),会带兵的不布阵(善师者不阵)。王者行仁政,无敌于天下,哪里用得着花那么多钱?[19]

    这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

    不清楚桑弘羊为什么要跟这帮逻辑不通的家伙枉费口舌。也许,是因为皇帝有诏书。也许,桑弘羊原本就有话要说。也许,他是要借此机会反戈一击,为汉武帝也为他自己做一次漂漂亮亮的辩护。

    霍光却显然是要政改。当然,他并不是要改革政治体制,只是要改变某些政策法规。这倒也是必要的,因为汉武帝执政期间确实存在不少问题。包括他的经济政策,也有问题。不改变,就不会有所谓“昭宣中兴”。

    兵马未动,粮草先行;政策未改,舆论先行。这就是霍光策划这次会议的用心。至于那六十多个从全国各地找来的贤良文学,则是他借来打鬼的钟馗。

    贤良文学却不这么认为。在他们看来,汉武帝号称尊儒,其实重法。儒家则看似风光,其实被边缘化。这回既然好不容易有了发言权,就必须借此机会夺回阵地,至少也要在朝堂之上为儒家争得一席地位。

    盐铁会议变成了儒法之争,这是原因之一。

    战端却是桑弘羊开启的。在听够了儒生们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后,桑弘羊忍无可忍。他愤愤不平地表示:稳坐家中不知挑担赶路的苦,说风凉话当然比干实事容易。博古而不通今,唱高调不接地气,这样的人有什么用?

    桑弘羊他们还说,尊儒以来,武皇帝察贤良,举文学,遍访民间,思贤若渴。然而选举出来的大中小儒,有一个能为皇上分忧、兴利补弊的吗?一个都没有!

    这时,儒生们的积怨也如火山爆发。

    贤良文学们说,这难道是儒家有问题吗?不,是组织路线有问题,干部政策有问题,舆论导向有问题。武皇帝要开疆辟土,故权谲之谋进,凶残之士用。打仗就要用钱,故兴利之臣起。利兴则义闭。世风日下,人心不古,犯罪率就高。这个时候,岂不就要重用酷吏了?

    于是儒生们悲愤地说:难怪皇上身边尽是些投机取巧的家伙,因为我大汉王朝就是用利欲在做指挥棒嘛!仅仅提拔一个公孙弘,管什么用啊![20]

    呵呵,谁说儒家不讲逻辑?他们有自己的一套。

    桑弘羊当然也有另一套。在他看来,治国面对的是现实问题,而现实问题是匈奴寇暴。御寇就得强兵,强兵就得富国,富国就得理财,理财就得务实。空谈误国,实干兴邦,国家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人。

    这同样无法达成共识。

    但,不管公理婆理,双方的着眼点都已不再仅限于经济政策。他们更关心的,是组织路线、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。组织路线之争,在文官和文吏;政治路线之争,在王道和霸道;思想路线之争,在儒家和法家。

    这才是盐铁会议的意义所在。

    霍光的政改,倒在其次。

    不过,如果把桑弘羊和汉武帝都看作法家,就大错特错了。桑弘羊是,汉武帝不是。当然,他也不是儒家。事实上,汉武帝是很难贴标签的。无论把他当作儒家还是法家,都是一叶障目,甚至自作多情。

    那么,什么是汉武帝的真面目?

    罪功岂在悔轮台

    汉武帝其实很可怜。

    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始元六年(前81),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,可谓尸骨未寒。然而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,却已大有炸平长安、彻底清算之意,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。

    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。

    本始二年(前72),汉宣帝下诏,要为汉武帝立庙设乐。这当然是一件大事。因为汉代不同于后世,并非每个皇帝死后都有庙号。此前,仅高皇帝刘邦和文皇帝刘恒有,庙号为高祖和太宗,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谥号。

    宣帝认为,他的曾祖父刘彻也该有庙号。

    何况,武皇帝也当得起。

    然而一位名叫夏侯胜的儒生却公开反对,理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,穷兵黩武,杀人无数,挥霍无度,以至于赤野千里,民不聊生。如此毫无仁德,岂能有庙号?

    此言一出,朝野哗然。公卿们一齐责备夏侯胜说:这是圣意,岂能反对?夏侯胜却说:圣意又怎么样?人臣之义在直言。话已出口,万死不辞!

    当然,为武帝立庙的提案仍被通过,庙号世宗。但夏侯胜的反对意见也被如实记录,并流传下来。他本人则在坐了两年牢后被释放,而且受到汉宣帝的礼遇。[21]

    这说明什么呢?

    第一,汉代的言论相当自由。

    第二,夏侯胜的批评基本属实。

    实际上,夏侯胜说得并不全。如果愿意,还可以加上繁刑重敛,崇妖信怪,杀伐任性,喜怒无常。司马光甚至认为,汉武之恶几近秦皇,只不过他识好歹,受忠言,知对错,会用人,这才不至于亡汉。[22]

    然而即便是秦始皇,又何尝不曾收获由衷的赞美?可见问题不在如何评价,而在评价的立场。

    夏侯胜的立场无疑是儒家的,后来的班固和司马光也如此。但是,汉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骂,在近现代却又因尊儒而挨批,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。

    请读这首诗:

    绝大经纶绝大才,罪功不在悔轮台。

    百家罢后无奇士,永为神州种祸胎。[23]

    诗的意思很清楚: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,最大过失却不在连年用兵,而在罢黜百家。

    这未尝没有道理。

    的确,思想文化领域是不能一家独尊的。因为没有百家就没有争鸣,没有争鸣就没有思想,没有思想就不会有风骨和气节。苟如此,又哪里会有担负天下兴亡、创造文明成果的奇士?也只有奴才。

    问题在于,这祸胎真是汉武帝种下的吗?

    未必。

    事实上,汉武帝的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是有条件的,那就是仅限于官学范围。也就是说,罢黜百家,只是诸子不设博士官;独尊儒术,也只是饱读诗书更容易走上仕途。至于民间,则百家既未罢黜,儒术也不独尊。

    其实就连政府,也不是儒家的一统天下。张汤是儒家吗?卫青是儒家吗?桑弘羊是儒家吗?汉武帝如果真的独尊儒术,贤良文学们岂能气成那个样子?

    何况武帝的时代也并非没有奇士。汲黯不是吗?夏侯胜不是吗?司马迁不是吗?还有义纵,是因为抵制告缗法而死的。义纵可是酷吏。但怎么样呢?也有骨头。

    还有东方朔。

    东方朔是被司马迁写入《滑稽列传》的,他在汉武帝那里的地位也相当于戏子。然而,当汉武帝宴请馆陶公主的情人董偃时,东方朔为了维护朝廷尊严,竟然横戟拦在门前,逼得武帝只好换地方,董偃也只好走后门。[24]

    奇士的风骨甚至存在于小人物的身上。

    这位没能留下姓名的小人物,是宫中掌印的郎官。某天晚上,宫中闹鬼。值班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怕出事,让郎官把印玺交给他。郎官不给,霍光去夺。郎官便手按剑柄正声说:臣头可得,印玺不可得!

    权倾一时的霍光,也只能诺诺连声。[25]

    这并不奇怪。武帝的时代毕竟距离先秦不远,新做人家的汉帝国也血气方刚。诚如史家所言,那时的中国人比后世有更多的率真,更多的勇敢,更多的质朴和更多的刚强。汉的气质,是雄大、闳放和深沉的。[26]

    气质变得柔美、空灵而内秀,要到中唐以后。儒学真正成为统治思想,也不早于宋元。至于百家罢尽,万马齐喑,则是朱元璋和乾隆帝设文字狱之后的事情。

    汉,却是霸道的。

    同样,汉也是开放的。长安城里住满了世界各国的商人和使者,离宫别馆旁也种满了苜蓿和葡萄。深眼多须的外国人,在长安的街市上讨价还价,并坚持着女士优先的习俗,皇上看了却乐不可支。[27]

    汉武帝是不会画地为牢的。他也不会因为董仲舒的一席话,就皈依了孔门,并关上其他的窗户。

    事实上武帝并不当真热衷儒术,他喜欢的也不是董仲舒那样的“纯儒”(其实董仲舒也不纯),而是公孙弘那样的“杂儒”,以及张汤那样能用儒术装点门面的文吏。儒术与法术杂糅,王道与霸道并用,才是他的真面目。

    那么,汉武帝就没有留下祸胎吗?

    当然有。

    且看他都干了些什么。

    帝国是怎样炼成的

    汉武帝是十六岁登基的,上天也给了他足够长的寿命和时间:享年七十,在位五十四年。这两项纪录不但超过了他的所有前辈,而且很久以后才被打破。

    这可真是天之骄子。

    武帝也不负天恩。在他治下,汉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和文化都达到鼎盛。疆域和势力范围,东邻韩国,西有新疆,南至越南,北接蒙古,堪称超级大帝国。

    文化方面同样灿烂辉煌。哲学家董仲舒,文学家司马相如,音乐家李延年,探险家张骞,农学家赵过,天文学家唐都、落下闳,便都出在这个时代。

    当然还有司马迁。尽管汉武帝非常对不起这位伟大的史学家,也并不喜欢他的《史记》。

    然而司马迁却如实地记录了元封元年(前110)的封禅大典。那是十八万骑兵,上千里旗帜,一万八千里行程的大制作,也是汉武帝功成名就的象征。[28]

    这一年,刘彻四十七岁。

    实际上汉武的帝业基础,十年前就已奠定。元狩四年(前119),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,卫青和霍去病兵至漠北,并以大将军和骠骑将军身份出任大司马。

    从此,漠南无匈奴,帝国有内朝。

    这时,汉武帝登基才二十一年,实际执政十六年(前六年有太皇太后听政),年龄三十七岁。开创并成就自己的帝国大业,他其实只用了半辈子。

    此后的故事并无悬念:四十六岁灭南越和西南夷,四十七岁实行平准法和均输法,四十八岁降滇王,四十九岁降朝鲜,五十一岁分天下为十三州部。

    汉武的步伐,何其坚定!

    步伐坚定,是因为目标明确,那就是天下一统,中央集权,皇权至上。这是秦始皇未竟之事业。

    因此,汉武帝登基之后就频频出手:二十一岁置五经博士,二十三岁推行察举,二十四岁始征匈奴,三十岁用推恩法削弱王国势力,三十三岁任命公孙弘为丞相,卫青为大将军,并为博士设弟子。

    这一系列动作都在他三十五岁以前完成,却有着非凡的意义。尊儒,则秦政变为汉政;推恩,则分权变为集权;举贤,则贵族变为官僚;讨伐匈奴,则夷狄变为华夏。夷夏之分,王霸之术,古今之变,尽在其中。

    中华大帝国巍然屹立,汉武的事业风生水起。

    不能说武帝在二十多岁时,就已经有了理论和制度的自觉。但他有政治天赋和帝王直觉,知道最重要的事情是巩固政权,尤其是巩固皇权。只要能实现这一目的,他是不在意使用各种手段的。

    所以,他建太学,兴儒术,开言路,荐人才,却又留心俗务,重用酷吏,奖励军功。他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是不拘一格的,因为他并不独尊儒术,只独尊自己。

    那么,汉武帝的手段又是什么?

    对外开边,对内收权,一手抓官,一手抓钱。

    代表着这一整套治术的,是卫青、公孙弘、张汤和桑弘羊。卫青是军人也是外戚,公孙弘是文吏也是儒生,张汤懂法,桑弘羊会理财,汉武帝得心应手。

    是啊,有钱就能做事,有兵就能护家,懂法就能治国,通儒就能安定人心,粉饰太平。结果,汉的版图面积比秦大了一倍,统治反倒更加牢固。

    秦亡而汉兴,原因就在这里。

    汉武的帝国,也就是这样炼成的。

    支撑帝国大厦的则是三根支柱:中央集权、官员代理和伦理治国。前两根支柱是秦也有的,后一根却是汉武帝所立。但,正是由于这一改革,秦政和秦制才变成了汉政和汉制,帝国制度也才立于不败之地。[29]

    那么,什么叫“伦理治国”?

    其实就是周人主张的德治和礼治,因此也可以说是周政和周制。周政和秦政,周制和秦制,是对立的。周是邦国制(封建制),秦是帝国制(郡县制);周政讲王道,秦政讲霸道。所以,秦也不要德治和礼治。

    秦政是刑治和律治,号称法治。

    汉武帝却在延续秦制的同时,也继承了周政,即制由秦帝,政借两周。因为德治和礼治的统治成本更低,效果也更好。军国主义和严刑峻法只能维持表面的太平,统一的思想和价值体系才能保证长治久安。

    要实行德治和礼治,就只能靠儒家。因此,尽管武帝本人并不尊儒,宣帝更明确主张王霸杂用,但独尊儒术却仍是汉武以后的基本国策。

    这个国策也为后世王朝所采纳。即便不尊儒,儒家主张的宗法制和礼乐制也照样实行。这样看,所谓“百代皆行秦政治”,其实是该叫“百代皆行汉政治”的。

    那么,汉政治的核心又是什么?

    皇权政治加官僚政治。表面上看,这与秦政无异。然而秦是吏治天下,汉则是官治与吏治并存,而且逐渐由吏治走向官治。这当然要拜独尊儒术所赐。事实上,当官员们越来越儒化时,官僚政治就牢不可破了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,儒学也在官化。官方思想其实是不要思想的,官化的儒学也只要教化和灌输,顶多再加对先王圣教的心得和注解。没有思考,没有质疑,没有批判,没有争鸣,那才真是“毁人不倦”。

    永为神州种祸胎,当作如是解。

    把儒学变成官学,也该由汉武帝来负责。尽管在当时,儒学并没有那么重的官气,反倒是一股清新气息。

    靠着汉政治,周文明的血脉延续了下来。在楚文明的基础上将周秦文明融为一体,就是汉文明。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世界性文明,其深远影响难以估量,而能够与之媲美的则只有罗马。

    罗马,与大汉会有关系吗?

    本卷终,

    请关注下卷《两汉两罗马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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