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章 人臣

军则一败再败，三败而至韩（在今何处有争议）。

    惠公问庆郑：敌军深入我境，怎么办？

    憋了一肚子气的庆郑反唇相讥：这不是君上让他们深入的吗？能怎么办？

    惠公气急败坏，大喝一声：放肆！

    于是，刚愎自用的晋惠公拒绝接受占卜的结果，坚决不让庆郑担任他的车右；后来又不听庆郑劝阻，坚持让郑国出产的小驷马拉车。

    如此固执己见死不改悔的结果，是十四日这天惠公的战车陷在烂泥里出不来。惠公这才急了，向庆郑呼号求救，庆郑却置之不理。不但不理，还气哼哼地说：刚愎自用，不听忠言，背信弃义，无视占卜，这是自求其败，何必要搭我的车？下臣这辆破车，恐怕不值得君上用来屈尊逃亡。

    后面的细节就不甚了然。我们只知道，当时秦穆公的处境也很危险。晋军这边，已经有一辆战车迎上了穆公，眼看就要俘虏他。但按照《左传》的说法，是因为庆郑在晋惠公这里耽误了，所以穆公得以逃脱。按照《国语》的说法，则是庆郑要那辆战车来救晋惠公，这才放跑了秦穆公。

    总之，秦穆公没事，晋惠公被俘。

    人君不公，人臣不忠，惠公的被俘咎由自取。[10]

    但后果，却很严重。

    如果就事论事，则晋军的战败，惠公的被俘，庆郑都是有直接责任的。因此，后来晋惠公被释放，即将回国时，就有人建议庆郑逃走。

    庆郑说：我不逃！

    对此，庆郑的说法是这样的：照规矩，军队溃败，就该自杀；主将被俘，就该去死。我庆郑，既害得国君兵败被俘，又没能在兵败之后以身殉国，已经罪不容赦。如果居然还逃亡，让国君失去惩罚罪臣的机会，那就不像人臣了。明明是人臣，又不像人臣，如此“臣而不臣”，还能逃到哪里去？

    于是等着惠公来抓他。

    被释放回国的惠公走到城郊，听说庆郑没有逃亡，便立即下令将他捉拿归案。

    惠公说：你这罪人，为何不逃？

    庆郑说：为了成全君上。想当年，君上即位，如果履行诺言，以德报德，国势就不会下降。国势下降后，如果接受劝谏，采纳忠言，战争就不会爆发。战争爆发后，如果起用良将，用兵得当，也不至于战败。现在败都败了，能做的就只剩下诛杀罪人，以谢天下。这个时候，如果还把下臣我给放跑了，又怎么保得住封国呢？所以臣特地等在这里，以保证君上不会犯最后一个错误。

    惠公一听，简直就要气疯了，连声喊道：快杀了他！快杀了他！现在就给我杀了他！

    庆郑却很平和。

    心平气和的庆郑微微一笑：据理直言是为臣的正道，依法直刑是为君的圣明。总之，君臣都讲一个“直”字，国家才有利。所以，就算君上不动手，下臣也会自杀。

    史家没有记录当时的天气。按节气算，这会儿天地之间应该是一片肃杀。

    晋国的大臣们则分成了两派。一派主张释放庆郑，让他戴罪立功；另一派则认为不但不能饶他一死，就连让他自杀都不可以。因为庆郑最大的罪恶就是无视君父，自作主张。这家伙，战争中已经自行其是，现在又岂能让他自行了断？苟如此，则纲纪何在，体统何存？

    其实这时惠公的最佳选择，是采纳前一种建议。因为这样做，君上有不计前嫌的声誉，臣下有主动就刑的美名，对晋国是有利的。可惜惠公是个混蛋。是混蛋，就不能指望他作出英明决策。如果这混蛋还拥有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从小混蛋变成大混蛋。

    因此，惠公最后还是杀了庆郑。

    好在庆郑被杀后，惠公似乎也吸取教训懂得了收敛。此后八年，倒没听说他还有什么荒唐事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也可以说庆郑没有白死。[11]

    但，故太子申生，可就死得太冤了。

    怎么都得死

    太子申生是被骊姬害死的。

    为此，她机关算尽。

    第一步，是怂恿晋献公让太子申生迁到曲沃（今山西闻喜县），公子重耳迁到蒲（今山西隰县），公子夷吾迁到屈（今山西吉县），实际上是把这三个人都撵出去，只留自己的儿子奚齐、妹妹的儿子卓子在国都。

    第二步，是怂恿晋献公派申生率军出征。申生如果战败，就以此治罪；如果胜利，则诬陷他有野心。可惜，申生班师回朝后，虽然流言四起，却并未能撼动其地位。于是骊姬使出最后一招，亲手制造了一起投毒案。

    公元前656年，骊姬羽翼丰满，开始实施犯罪。圈套和陷阱，是谎称晋献公梦见了申生的生母齐姜。按照当时的制度，申生必须立即祭祀，祭祀之后还必须把酒和肉献给君父。这时，献公正好外出打猎。利用这个时间差，骊姬在肉和酒里下了毒（一说以毒酒和毒肉替换）。献公洒酒祭地，地隆起。把肉给狗和小臣吃，狗和小臣立即死亡。成为犯罪嫌疑人的申生百口莫辩，只有去死。[12]

    死，是没有价钱可讲的，因为这是弑君和弑父的双重大罪。已遂，则当诛；未遂，得自杀。

    问题在于这是冤案！而且，案情如此简单，难道就无人识破？骊姬步步紧逼，申生就毫无感觉？献公偏心眼，骊姬狐狸精，路人皆知。那些朝中大臣，难道都由着他们胡来，一个劝阻和反对的都没有？或者说，一个帮助申生的都没有？

    当然有。

    但为了恪守臣道，他们都退下阵来。

    比如里克。

    晋献公派申生率军出征，里克是表示了反对的。但献公不听，里克也没有坚持。相反，他对申生说：为臣，只怕不忠；为子，只怕不孝。废立之事，不是太子应该考虑的。太子还是努力做好工作吧！[13]

    有人说，里克这是善于处理父子关系，甚至就是为臣之道。这话恐怕可以商榷。比方说，后来他杀奚齐和卓子，怎么就毫不手软，就不讲君臣大义？说到底，无非之前的献公强势，之后的骊姬和奚齐孤儿寡母，好欺负。这样看，后来里克被相对强势的惠公所杀，便多少有点自作自受。[14]

    再说狐突。

    对于申生的率军出征，狐突也是劝阻了的，但是申生不肯听从。他说，君父派我出来打仗，不是因为喜欢我，而是为了考察我。既然反正都难免一死，不如一战。不战而返罪过更大。作战而死，至少还能留下美名。

    结果不出狐突所料，申生回国，谗言四起。

    于是狐突闭门不出。

    里克和狐突的温良恭俭让，其实是姑息养奸。当然，以狐突当时的地位，多半也是无能为力。里克却不是无力，而是无心，或无胆。事实上，骊姬要谋害太子，里克是知情的。然而他左右为难，他的同伙丕郑则表示没有主意。里克便对丕郑说：弑君，我不敢；帮凶，我不能。我只有躲起来。

    于是里克也称病不朝。

    三十天后，骊姬得逞。[15]

    最后说申生。

    申生名为储君，其实是个苦孩子。母亲身份不明，父亲另有所爱，大臣们对他的建议和劝导，都是要乖，要好，要听话，要尽忠，要尽孝。从来就没人告诉他，他自己有什么个人权利可以主张，也不知道该如何主张。[16]

    因此，当申生被骊姬诬陷时，他其实是无法自救的。有人对他说：太子去申辩吧，君上一定能明辨是非。申生却心灰意冷。申生说，我去申辩，骊姬就得问罪。我的国君和父亲老了。没有骊姬，他老人家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君父不开心，申生怎么可能开心？

    鲁僖公四年（前656）夏历十二月二十七日，申生在曲沃上吊自杀。[17]

    冤死的申生死不瞑目。据说，死前申生托人带话给闭门不出的狐突：申生有罪，不听您老人家的话，才有了今天这个下场。申生并不敢贪生怕死，只是心疼国君老了，国家又多灾多难。您老人家再不出山，奈吾君何？如果您老人家肯出来做事，申生就算是拜您所赐而死，将无怨无悔。[18]

    狐突后来的死节，或许与此有关。

    再说君臣

    现在，似乎该检讨一下君臣关系了。

    君臣父子，历来被看做最重要的人际关系。想当年，年轻的孔丘到齐国找工作，景公问他何以治国，孔子的回答便是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”，也就是君像君，臣像臣，父像父，子像子。齐景公则点头称是说，是啊，如果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就算有粮食，寡人吃得到吗？[19]

    事实上，君臣父子这四个字，乃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理念、道德规范和制度设计，因此从西周以来，就被着力打造、建立和维护，不容动摇。

    当然，秦汉前后，君臣关系是有区别的。从西周到春秋，理论上讲是家臣效忠家君，国臣效忠国君，天下之臣效忠天下共主，即士效忠大夫，大夫效忠诸侯，诸侯效忠天子，逐级效忠。到战国，天子没有了，三级效忠就变成了两级效忠。但，逐级效忠不变，君臣关系也不变。

    秦汉以后，诸侯没有了，逐级效忠变成直接效忠。皇帝是唯一的君，其他人从官员到百姓，都是臣。不过，这也要看世道。如果天下大乱，则各为其主。比如东汉末年，就是周瑜效忠孙权，关羽效忠刘备，郭嘉效忠曹操。效忠对象虽不相同，君臣关系仍然是纲。

    很显然，在中国古代，君臣关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，君主制度的基石。其他关系，也都可以看作君臣，比如父亲是家君，丈夫是夫君。兄弟和朋友看似平等，那是因为上面还有君父。没有君父，大哥便是君。君臣之道，岂非大义？

    可惜，它先天不足。

    不足在于不平等。君父，毋庸置疑地高于臣子。这可是违背人之天性的，因此不能不设法弥补。弥补的办法，是用对等来替代平等。比如“君仁臣忠，父慈子孝”，或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”。也就是说，君臣父子都有道德上的义务，也都要遵守游戏规则。一旦失礼，很可能代价惨重。[20]

    这事有案可稽。

    公元前559年，卫献公请两位大夫吃饭。两位大夫依照礼节，衣冠楚楚准时准点来到朝堂，恭恭敬敬地等在那里。然而左等不来右等不来，太阳快下山了卫献公还不露面。最后，才发现他在园子里射雁。而且见了两位大夫，居然不脱皮冠就跟他们说起话来。

    这是严重的失礼。

    我们知道，皮冠，是戎装或猎装。所以，君臣相见，即便是在战争中或狩猎时，也至少要摘下皮冠。鲁成公十六年，晋国大夫郤至三次遇到楚王战车，每次都要免冠。楚共王派使节去慰问他，他立即免冠听命。鲁昭公十二年，身穿猎装的楚灵王接见自己的大臣，则不但免冠，而且去披（脱去披肩）、舍鞭（扔掉马鞭）。这些动作都被《左传》隆重地一一记录在案，可见意义之重大。

    实际上服饰在古代中国，都是有意义的。比如不摘皮冠，就是把对方当作仇敌或野兽。请客吃饭而着猎装，更是公然的羞辱。卫国这两位大夫忍无可忍，怒不可遏，便发动兵变把献公驱逐出境，十二年后才让他回国。

    此事发生时，晋国的国君是悼公。悼公问他的乐师师旷：卫国人驱逐了他们的国君，是不是也太过分了？

    师旷却斩钉截铁地回答：恐怕是他们的国君太过分。国君是祭祀的主持人，也是人民的希望。如果人民失望，那又何必要他？老天爷是爱民如子的。上天为人民立君，难道是让他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？[21]

    这话说得掷地有声，应该喝彩。

    可惜，君要仁，父要慈，要像君和父的样子，并没有可操作的制度来保障，也没法进行监督。他们仁不仁，慈不慈，守不守礼，像不像样，全靠自觉。相反，君父们的绝对权威，则天然合理，无人质疑，不可动摇。结果是，君可以不仁，臣不能不忠；父可以不慈，子不能不孝。甚至一旦君父昏暴，则很可能不幸如申生：尽忠，他得死；尽孝，他也得死。不死，就不忠不孝；死，则忠孝两全。

    这是什么混账逻辑！

    这又是什么狗屁道德！

    于是臣子们便只能碰运气，或者看着办。狐突、里克和庆郑的共同特点，就是恪守臣道，但不出卖良心，也不放弃尊严。要杀，随你！要命，拿去！我可以去死，但话要说清楚。死得不明不白，不干！

    荀息则是另一种态度，那就是无条件地尽忠。在他看来，受人之托，尚且要忠人之事，何况是君父所托？至于成功与否，则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

    这恐怕也是大多数臣子的基本立场和选择。因为不管怎么说，君，总归是一国之主；父，则无疑是一家之主。君主蒙羞，则举国蒙羞；君主蒙难，则举国蒙难。所以惠公被俘后，晋国的大夫们都披头散发，拔起帐篷跟着走。

    秦穆公无奈，只好派使者去传话：诸位不必那么忧虑吧？寡人陪着贵国国君往西走，不过是要告慰贵国故太子的在天之灵，岂敢有什么过分之举？[22]

    晋国的大夫们则诚惶诚恐地行起了将亡或已亡之国的大礼，三次下拜三次叩首。他们说：伟大的君上！您老人家脚下是地，头上是天。皇天后土都听到了您的誓言。我等卑微的外邦小臣斗胆站在下风口，等候您仁慈的命令！[23]

    后来晋惠公被释放，这一幕也是起了作用的。

    当然，起作用的因素还有很多。其中之一，便是晋国外交官的成功斡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