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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5章 警惕,中等收入陷阱(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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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郎咸平:对,可富士康的代工我们是不能接受的,它是“农民工”、“打工仔”的代工,这是不可以的。台湾当时提出的代工思维,颠覆了整个世界,颠覆了产业链。我以台积电为例,台积电当时怎么成功的?它首先结合台湾的优势,当时的台湾经过发展之后,积累了大量财富,钱特别多,这是第一个优势;第二个优势是台湾有很多的大学生,这些大学生在之前台湾的高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,这个非常重要。一个地区,它资金特别多,又有很多有经验的技术性人才,最适合从事什么行业?就是集成电路行业。因此它提出一个新思维的代工,怎么代工呢?告诉英特尔,我们台湾有最好的学生,解题高手,你们只用负责设计,我们来解题,帮你做什么?帮你做晶圆。因此晶圆厂一个一个出来,从4寸、6寸、8寸到现在12寸,从芯片,到设计、切割,以及分装,都是台湾不同的公司在做,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产业链。也就是说,由美国负责设计,台湾负责代工做晶圆厂,这一投资就是上百亿美金,因此成就了台湾的集成电路产业。

    闫肖锋:我想起在桃园机场看到印象最深的一个“Made in Taiwan”的logo,它全部是由一个一个晶圆组件拼起来的图案,这就是台湾的根基。

    郎咸平:对,这才是真正的产业链分工,别人负责设计,设计之外的由台湾来代工。而我们不是,我们是纯粹的代工。什么意思?设计不是我们的,晶圆不是我们的,芯片也不是我们的,甚至电脑型号该怎么做也不是我们的,我们就是拧拧螺丝,然后插个洞口。

    王牧笛:所以这样聊下来,我发现有两个词一直被我们误解很严重,一个叫代工,一个叫产业升级。其实台湾的转型,教授讲的是一个简化的故事,但这个过程中也是有很多阵痛的。像从1998年到2003年,台湾经济数年停滞。到2001年的时候,台湾经济增长率是自1960年以来首次的负增长。但在经济如此低迷的时候,台湾的专利数量反而创下了历史的新高。1997年台湾在美国获得的专利数是2500个,2001年是6500个,它始终保有这种高科技的品质。

    郎咸平:所以像这次广东省调低经济增长的目标,这是对的。为什么?因为GDP不重要,现在的调低是为了未来更大的发展。我在想,如果我们各个省是以专利之类作为考核标准的话,我们的经济会怎样?我告诉各位,只有这些才会创造财富,创造利润。

    王牧笛:对,所以这次制定“十二五”规划的时候,汪洋书记说,要适当地调低GDP发展的预期,通过调低GDP的增速来换取转型的时间跟空间。

    郎咸平:当然这个还需要很多配套的措施了,也就是说如何改善营商环境?比如说广东省能不能够大幅减税?能不能够放开垄断行业?或者说像这个劳动成本过高的问题,能不能给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?这些问题都需要重新思考。也就是说,要让制造业有余利,有更多的利润,然后让它们自己从零开始进行产业转型。

    闫肖锋:这个比你给它一个扶持,给它一点金融上的放开,要有用得多。所以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,最关键的还是要启动一个民族的创新机制。如果一个民族都不想创业了,不想创新了,只是炒炒房地产,然后通过简单代工挣点加工费就行了,那是不可能跳出陷阱的。

    郎咸平:坦白地讲,你讲的这句话就是一个悲哀的结论。我们今天有些企业家就是在搞搞房地产,搞搞加工,他没有长远的目标,他根本就不想创新,专利对他来讲都是不重要的事。如果到这一步的话,我请问你,我们如何跳出“中等收入陷阱”?跳不出的。

    王牧笛:事实上刚才教授说到“腾笼换鸟”,现在也不是说政府去“腾笼”去换这个“鸟”,而是很多“鸟”在本地已经留不住了。现在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,像富士康已经主动去拥抱河南了。

    闫肖锋:据说它们现在还在研发机器人,说再怎么样,我用机器人,永远比人好用。

    郎咸平:它不会抱怨。

    闫肖锋:对,它不会抱怨,也不会跳楼。

    王牧笛:刚才教授聊到台湾的故事,我们再看日本,日本也是很好地跳出了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。日本当年也有很多落后的产能,跟今天中国一样,有很多靠低廉劳动力的产能,但是日本政府主动收购了这些产能,而企业家拿了钱以后,他们没有拿去洗脚,去卡拉OK,而是把这个钱用到了政府主导的新产业的方向。于是这些落后的产能,一方面在日本被取缔掉了,另一方面转移到了消费国。日本本土保留的都是什么呢?比如说光学的产业,比如说半导体的产业,这些产业恰恰用的都是中国的稀土。所以我们聊了中国台湾的故事,聊了日本的故事,这些都是成功的故事,但是实际上,我们看到的失败的故事,可能比成功的故事要多得多。

    郎咸平:多得太多了。亚洲“四小龙”后面本来还有“四小虎”对不对?现在全死了,它们根本跳不出这个陷阱,只有死掉。

    是摆脱“依附论”这个诅咒的时候了

    “依附论”本身是具有现实残酷意义的,如果摆脱不了这个理论、这个诅咒的话,就是回到非洲,回到拉美。而现在就是我们转型的时刻,我们政府也应该有这种大智慧,有这种前瞻性,今天就是我们脱离“依附论”的时候了。

    王牧笛:我想起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接触到的一个理论,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很风行的一个理论,叫做“依附论”。几个代表人物,劳尔·普雷维什、阿明、弗兰克,还有“世界体系论”的沃勒斯坦,他们当时面对拉美的现代化的受挫,以及非洲现代化战略的失败,提出了这个“依附论”。什么概念呢?有两个关键词,“中心”和“外围”,他们用这两个关键词,来衡量整个世界。认为“中心”这些欧美的发达国家,剥削“外围”的发展中国家。发展中国家越发展,就越依附发达国家;越依附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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