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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性纳妾的原因主要有二。一个原因是追求享受，“人之买妾，欲其侍奉之乐也”(《至正直记》卷1“婢妾之戒”)。官僚和富户往往广置侍妾，有的取其美貌。有的取其长于歌舞。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，这是他们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，同时也用以满足其荒淫生活的需要。另一原因是娶妻无子，为了生育儿女而有纳妾之举。上述姑苏(今江苏苏州)人沈古就是如此。又如，杭州张信，“娶同县陈氏无子，叶氏来，为之侧室”，得生一子(宋濂《故叶夫人墓碣铭》，《宋文宪公全集》卷25)。汴梁兰阳人扈铎，“蚤孤，育于伯父。及壮，事伯父如所生。伯父老无子，铎为买妾。岁馀，产一女”(《元史》卷197《孝友一扈铎传》)。还有一些人，因为家境贫困，无力支付聘妻的费用，便买妾来建立家庭。东阳(今浙江东阳)儒生吴中“家益贫，年过三十不能娶，有一妾，为生二子”(宋濂《吴子善墓铭》，《宋文宪公全集》卷42)。钱塘(今杭州)名士吾衍因贫困“年四十未娶”，友人“为买酒家孤女为妾”，组成家庭(《辍耕录》卷6“吾竹房先生”)。这种情况也是不少的。

    妾与妻的地位有严格的区别，妻是家庭主妇，妾必须听从妻的管教、安排。权贵和一些豪富家庭的妾可以享受奢侈的生活，有的因年轻貌美得到主人的宠爱甚至凌驾在妻之上。但就多数家庭来说，妾要从事各种家务活动，在生活上也必须处处低妻(家庭主妇)一等。衢州(今浙江)祝应升说，他的母亲叶氏，“居先君之少房，其事正室汪夫人寅畏谨敕，有过无不及焉”。“每子妇进饮食。或一味之珍，必叩之曰：‘汪夫人已食乎’子妇应曰：‘然。’始敢下箸”(宋濂《祝母叶氏<阝乌>门阡表》，《宋文宪公全集》卷50)。祝应升这番话语意在表彰其母作为人妾的贤德，却从一个方面显示了妻与妾之间的不平等关系。上述杭州张信的妻陈氏，另有“侧室”叶氏。“性慈惠柔顺，事陈氏如事姑”。也就是说，妾与妻的关系如同儿媳与婆婆的关系，是不平等的。事实上，妾的地位与婢是相近的。各种记载中常以“婢妾”并提，这是因为妾的大多数和婢一样都是买来或用钱典雇的，其人身都是归主人支配的。元朝的法令：“殴伤妾者，减凡人二等。死者，以凡人论。若有罪而殴，邂逅致死者，不坐。殴妾折伤以上，各减妻罪二等。”至元四年(1267)东平路李定捉获犯奸妾陈丑儿，殴打致死，官府便以“有罪而殴邂逅致死”为由，判决李宝“不合治罪”(《元典章》卷42《刑部四诸杀一因奸杀人打死犯奸妾》)。可见妾连生命都没有保障。元朝曾颁布法令，娶妾亦要双方缔结婚书(见上引至元十年中书省令)。但这是为了确定妾的身份．并不是说明妾与妻相等。

    妻、妾矛盾是很普遍的。元末孔齐反对纳妾，其理由之一是：“或正室之妒忌，必致争喧，则家不治。苟正室之不妒，则妾自相倾危，适足为身家之重累，未见其可乐也。”(《至正直记》卷1“婢妾之戒”)妻妾争喧，主要有两种情况。一种是丈夫宠妾，妻子受气，因而导致家庭悲剧。“畏吾人伯不花与其妻忽刺真自昔同艰苦，生女已十岁，一朝为省宣使，乃娶忽都女观音奴为小妻，貌美赀丰，善迎合，至抑正妻。正妻不胜愤，不花掷刃以剚，弗毙。闭一室囚之，及其女，日少予食，欲俾饿死。婢引儿诉主母枉于官。录事挥使去，君(录事司典史陶煜——引者)曰：‘此婢去，三人必俱死。’于是叩头白宪府，使得伸理获全。伯不花虽遇赦释免，犹坐黜矣”(郑元祐《白云居士陶君墓碣》，《侨吴集》卷12)。更有甚者，“宦者罕失嬖妾杀其妻，糜其肉饲犬”，则是一个人性极端扭曲的例子(《元史》卷187《乌古孙良桢传》)。杂剧《风雨像生货郎旦》便以此为主题，剧中开解典库的李彦和娶妓`女张玉娥为妾，气死了妻子，家业荡尽(作者佚名，《元曲选》，1639—1655页)。另一种是妾遭妻子虐待。华亭戴君实，“其家巨富。妻王氏，妒悍无比。仅有一女，赘谢季初为婿。君实纳一妾于嘉兴外舍，得男。王闻之，早夜怒詈。君实不得已，遣其妾，取儿以归”。其儿亦夭亡(《辍耕录》卷27“戴氏绝嗣”)。乌程(今浙江)“富民张某之妻王无子，张阴纳一妾于外，生子未周岁，王诱之来，逐其妾而留其儿”。王氏将妾之子害死，造成家庭悲剧(黄潘《干公神道碑》，《金华先生文集》卷27)。“临洮富民无子，有妾方娠，妻妒而卖之”(苏天爵《韩公神道碑》，《滋溪文稿》卷12)。广平路“民有妇妒妾姬，而以妾妻奴者。夫死而族人欲有其家，讼不决，乃以子生月逆计母妻奴之时得实，其民遂有后

    摘自《文史知识》